军统息训班学员、逃离曾任蒋介石中校侍卫官的馆和个也赵秉钰在《沈醉与我》中回忆，卢汉在云南起义时，渣滓只捞包括他在内的洞乎众多特务被俘。他写道：“我看见沈醉也被送进了昆明监狱，没有毛人而且进来的凤想还不止他一个人。在他后面走着的救两第一个人是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中将区长徐远举，第二个是逃离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第三个是馆和个也保密局局本部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第四个是渣滓只捞保密局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他们五人中，洞乎只有沈醉没戴脚镣。没有毛人”

徐远举、凤想周养浩等人戴上脚镣可谓罪有应得。救两连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也承认：“徐远举、逃离成希超、周养浩等人，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

沈醉撰写了大量回忆录，但细究之下，其中许多内容实为道听途说。军统时期他任总务处长，改组为保密局后，他被发配至云南任站长，基本脱离了保密局核心圈。因此，他许多事情仅凭听闻而非亲眼所见，更遑论参与。相比之下，郭旭的回忆往往更为详尽可信。例如郭旭所著《重庆、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指使的大破坏与大屠杀》（收录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虽为繁体印刷，却清晰揭示了当年蒋介石及其爪牙的残忍行径。这也印证了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是何等困难甚至不可能——就连毛人凤想救的两个人，最终也只救出了一个。

沈醉被俘后曾暗自庆幸自己未直接参与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大屠杀。然而，徐远举在《自供状》（全国政协《纵横》1993年第三期、第四期）中坦然承认自己与周养浩是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把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分别造册送核，全部屠杀。他将屠杀名单交给保密局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核定后，即交我和周养浩、陆景清分别执行。”

保密局的处室设置颇为奇特：负责给特务发放经费和杀人奖金的并非总务处，而是经理处。经理处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所有特务在执行屠杀任务前后，均需从郭旭处领取活动经费并报销。因此，郭旭对特务罪恶活动的了解远比沈醉详细。

戴笠死后，毛人凤将沈醉排挤出核心，扶持起一批新嫡系。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与毛人凤关系密切，原本级别低于沈醉的徐、周二人反而成了沈醉的上级（保密局云南站在程序上归西南特区管辖）。徐远举还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渣滓洞看守所即由其直接管辖。

郭旭回忆道：“渣滓洞看守所，名义上是隶属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不属于保密局，因它是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领导，而第二处是由保密局所领导，且该处处长徐远举兼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因此，这个看守所实际上是由保密局领导的。（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郭旭回忆）”

解放前夕，渣滓洞关押着三百多人。1949年10月底和11月27日，特务分两次屠杀了一百四十多人。被释放者绝非有地下党嫌疑的人，而是民革、民盟人士，以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法处“寄押”的军事俘虏和普通嫌疑人。

郭旭的回忆中提到了一位著名人物，指出他是被释放而非越狱，因为据郭旭了解，在渣滓洞第二次大屠杀中，幸存者几乎不可能存在。屠杀前两天，西南特区会计科长李宪章向郭旭领钱，购买十大桶汽油。一部分用于逃跑时给大卡车加油，另一部分则用于焚烧渣滓洞：“以后徐远举告我说，是他派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属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于27日前往渣洞，会同看守所所长李磊及看守长徐贵林等执行屠杀的，先将该所人犯集中在一间大房子内，将铁门锁上，用机关枪扫射后，然后用汽油将那所房子焚烧了。”

徐远举在《自供状》中也证实了郭旭的说法：“屠杀完毕，为毁尸灭迹，我又命行动总队副队长钟铸人用大量汽油将渣滓洞焚毁，包括那里存放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也全部焚毁了。”

一场大火之后，渣滓洞化作断壁残垣。白公馆看守所的情况同样糟糕，那里除了关押“政治犯”外，还关押着一批违反军统犯律的特务，没人知道这些特务是否混在人群中套取情报。

军统局改为保密局后，编制压缩，周养浩主任管理的息烽监狱人员被转至白公馆。一时之间，狭小的白公馆挤进了二百多人，实在容纳不下，便分流了一百多人至渣滓洞。

白公馆关押人员成分复杂。蒋介石逃台前在重庆给毛人凤下达了一道命令：“将关押的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速予屠杀，违纪的军统分子，案情轻微的予以释放，严重的并予屠杀。”

既然可以释放部分人员，毛人凤也想捞人，但第一把就在蒋介石那里碰了硬钉子。

毛人凤想救的第一个人叫周均时，曾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他既非地下党，也非军统人员，而是一流弹道专家，曾赴波兰和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研习弹道学与力学，因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被捕。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找到毛人凤，要求白公馆对周均时予以照顾——朱家骅与周均时在德国留学时是极要好的同学。

朱家骅通过郭旭联系上毛人凤。从郭旭回忆中可见，毛人凤在朱家骅面前并不敢嚣张，且准备帮忙救出周均时：“朱请我通知毛人凤和他见面，我即打电话给毛，毛即邀请朱到嘉陵新村六号晤谈，事后毛人凤告诉我：朱家骅来保周均时，我当晚向总裁请示可否把周释放，总裁指示：不行，早就该把他杀掉的，你赶快把他搞掉了吧。因此叫陆景清于25日把周一并杀了。”

蒋介石败局已定，丧心病狂。在最后疯狂时刻，即使身边亲信求情，他也不肯放下屠刀，致使毛人凤等大特务只能另想办法。

毛人凤想救的第二个人叫刘笃一。此人并非好人，甚至称不上称职特务，但可能是沈醉的部下——沈醉任总务处长时，该处下设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和一个电话队。管理科科长邓毅夫在沈醉指使下卷入郑介民与毛人凤的权力之争，被郑介民枪毙；汽车队副队长刘笃一则因没管好“裤腰带”出事。

据郭旭回忆，刘笃一出自军统兰州训练班，算是沈醉门徒。沈醉被踢到云南后，刘笃一跟随保密局先逃往福州，后逃往广州，随后出事，处理此事的是郭旭：“在逃往广州途中与保密局总务处一职员的家眷和奸，被人打了‘小报告’报告台湾保密局，该局打电报到广州办事处叫我将刘扣押。当时我已准刘前往重庆，经转电重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将刘扣押，囚禁于白公馆看守所。”

1949年11月23日上午，刘笃一的妻子到重庆找到郭旭，称刘笃一已被判处死刑，请郭旭找毛人凤说情。

刘笃一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事，判处死刑或许过重，但刘妻能找到郭旭并请毛人凤出面捞人，肯定付出了代价。毛人凤颇为为难：“总裁近日的脾气很大，前天我去为朱家骅保周均时碰了一个大钉子，不便再为保刘去碰钉子了。”

郭旭好说歹说，毛人凤终于想出一法：“保释不行，可以叫陆景清于执行时不将刘杀死，叫刘妻将刘领回去。”

毛人凤自然不会直接给白公馆的刽子手陆景清下令，郭旭便充当牵线搭桥的中介。恰好陆景清来找郭旭领取经费，并请求郭旭另借他两千银元券，准备在白公馆结束后带家属去台湾。

郭旭欲擒故纵，表示钱可以借，但有一件事也得办：“陆问何事，我即将毛人凤对处理刘笃一的指示告陆，请他不要把刘杀了，交刘妻领回去，陆答应了。”

过了几天，陆景清来办事处领取借款和执行屠杀人犯的奖金（每人发两块银元）时告诉郭旭：“看守所所关押的人犯，原为一百多人，除陆续释放的外，到上月底剩七十八人。最近清理，释放四十一人，判处死刑的为三十七人。这三十七人中，除刘笃一未杀外，其余的三十六人是于25日集中在一间房子用机关枪射杀的，个别没有射死的再用手枪补杀死了。刘笃一是我于临执行扫射前密将你向毛先生保他的情况告他，叫他卧于屋角装死，并交代杨进兴等不要射击刘。刘没有受伤，不过饱受虚惊而已，已交由其妻具领回去了。”

通过郭旭的回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特务想杀害的人，完全没有幸存的可能。浇上汽油纵火、补枪，尤其是想在大火中逃生，更是难上加难，除非有特务暗中放水。

在那残酷而混乱的时刻，蒋介石已杀红了眼。就连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想救两个人，最终也只救出了一个。电视剧《风筝》中袁农声称自己在枪林弹雨和烈火焚烧中幸存，您认为这可能吗？